《外交學者》雜誌網站2月5日發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初級研究員Nancy Tang的分析文章稱,社交媒體上一句欠妥的評論會在中國國內引發一場性別革命嗎?
1月12日,學者周國平在微博上發文稱:“女人只有一個野心,骨子裡總是把愛情和生兒育女視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周國平後來回應這句話造成的強烈反響時表示:“婦女解放,男女平權,我都贊成……但一個女人才華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會做一個溫柔的情人、體貼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她給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隨後,這兩則博文都被周國平刪除。
中國評論人士很快向周國平發起攻擊,稱這是“直男癌”的表現。“直男癌”一詞出現於2014年6月,指的是一種沙文主義的、帶有審判性的行為和語言,推崇男性至上主義的雙重標準,或者說漠視女性價值、不尊重女性。周國平在微博上發佈的這幾句爭議性觀點受到廣泛關注。《人民日報》還刊登了一篇社論,呼籲運用法律和社會輿論,“防止‘直男癌’從私域向公域擴散”。新華社也發佈了一份周國平的訪談文字記錄。而周國平在訪談中卻稱自己是一名“女權主義者”。
周國平絕不是中國唯一一個大男子主義者。在周國平之後,網友又挖出許多其他公眾人物歧視女性的案例。韓寒,一位頗有名氣的中國作家,他曾表示他決不允許他的女朋友外出工作。著名翻譯家林少華告誡男性同胞們遠離家務活,認為做家務活有損男子漢氣概。清華大學社會學家孫立平曾建議降低女性就業率,將女性退休年齡提前,稱這有利於減輕因中國人口過多帶來的社會壓力。新儒家學者齊一虎提倡降低女性工作時間讓其有時間照看孩子。更有“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這種“直男癌”晚期患者,他毫不尊重妻子,婚內就對妻子拳打腳踢。
但並非只有異性戀的中國男性才會患直男癌。出於對癌症患者的尊重,而且考慮到大多數中國人易受性別歧視態度的影響,中國的女權主義者建議使用“厭女症”或“大男子主義”。由於中國很長時間來都有結構性歧視的問題,性別歧視主義使國內性別不公的問題更加嚴重。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2013年發佈的性別不平等指數中,中國在187個國家中排名第91位,落後於伊朗和烏克蘭等國。
就在西方就女性應該“向前邁出一步”還是“掌握全域”這一問題進行辯論時,周國平及其他人的評論體現了中國人的普遍想法——中國女性的地位只有在家中才能得以體現。某中國官方媒體在2011年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70%的中國女性認為“做得好不如嫁得好”。而令人失望的是,對該觀念表示支持的人當中,也包括很多在職業上非常成功的女性。
如果中國的異性婚姻標準沒有這麼糟糕的話,“嫁得好”或許還有一定的誘惑力。地位平等在中國婚姻中非常少見。中國女性本來就應該“嫁比自己更優秀的男人”。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這樣準確地描述道:“一等男人找二等女人,二等男人找三等女人,三等男人找四等女人。”這種層級式的婚姻標準意味著婚姻中男女的勞動分工:很多中國家庭都有兩個收入來源,但男性仍被視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而撫養孩子和打理家事的責任則落在女性身上。
中國女性和男性深受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和有悖常理的婚姻標準之害。一等男人找二等女人的邏輯表明,“一等女人”——往往是城市中有高學歷的知識份子——找對象非常困難。教育部也攙和進來,將年齡在27歲以上的中國未婚女性稱為“剩女”。因此,20多歲、快接近30歲的未婚女性面臨父母的壓力和社會的歧視,往往被認為“太過挑剔”、“不正常”或“毫無價值”。但急著找男朋友只是普遍的性別歧視主義引起的諸多社會弊病中的一種。性別歧視主義還使這一代年輕中國女性無法過上有意義且豐富多彩的生活。比如,周國平的評論折射出了如今非常流行的“男性眼光”和荒謬的審美標準,而這導致了近來中國女性普遍去整容,還因為減肥而引起飲食失調。
女性還不被允許在職業上完全發揮自己的潛力。在一個女性的聰明才智得不到認可的社會中,女博士被戲稱為“第三性別”的人。那些害怕“被剩下”的中國年輕女性擔心事業上的成功可能會使自己不好找物件,對此我們也不必感到驚訝。即使有女性有足夠勇氣無視中國婚姻中強制性的標準,荒謬的結構性歧視也可能會使她們在求學和就業中不能享受與男性公平的競爭。
中國社會被財富追逐所污染,數以百萬計的單身男女不去考慮真愛。現在的婚姻標準將中國的家庭組合變成了毫無愛情可言的性與財富的交換,即女方負責滿足男方的性需求和日常需求,而男方則提供房產和車等物質保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像周國平這樣異性戀的中國男性一邊在日常生活中絲毫沒有克制自己的男性優越感,一邊又指責中國女性“太現實”而且不想要有真愛的婚姻。一方面,他們厭惡潛在伴侶的物質需求,而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法忍受女方享有與自己平等的地位。他們無法想像一個有競爭力的伴侶會是什麼樣子。這些人沒有意識到他們在中國的父權制度中也是失敗者。除了婚姻無愛以外,中國男性中幾乎很少有人能分擔家務活和撫養子女的工作,原因之一是這樣會削弱他們的男子氣概,原因之二是政策上的不足和結構上的歧視使男性很難這樣去做。比如,在中國,女性有98天產假,而男性沒有任何陪產假津貼。
然而,在中國,性別不公對來自社會經濟環境底層的男性傷害最大。迄今為止,中國大約有4000萬名“消失的”女性。甚至中國衛計委也承認中國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最嚴重的國家。由於有這些婚姻標準,不太富裕的中國男性很難找到物件:由於“沒車”也“沒房”,他們也就不具備結婚的物質條件。到2025年,中國未婚男青年(或稱“單身漢”)人數預計將達到3500萬至5000萬左右。性別歧視主義因此導致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荒謬的現實狀況:一方面中國有成千上萬的“剩女”,而另一方面,中國的“單身漢”也多達百萬。
除了使男子漢氣概被物質化的荷爾蒙經濟以外,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單身漢還會給社會帶來安全隱患。如今,已有大量東南亞女性被販賣到中國充當新娘。中國男性人口的過剩有可能引起有組織的暴力活動和社會騷亂。經濟學家Lena Edlund指出,性別比每增加百分之一,暴力和財產犯罪的比例就增加百分之六。還在上升中的118:100的性別比應該而且將給中國領導人帶來很大麻煩,因為他們不希望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和國家穩定因此而遭到破壞。
儘管中國的性別歧視主義帶來了嚴峻挑戰,但公民社會對周國平評論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使我們抱有審慎的希望。近幾年來,中國社會開始湧現出各種各樣的女權主義討論和辯論。由於民間和法律上的不斷努力,結構性變化正在悄然發生。比如,中國首部有關家暴的草案法已於2014年11月頒佈。在公民社會中有一定影響力的活動家及女權主義者呂頻斷言道,這一“性別革命”不會稍縱即逝,而是會繼續深刻而漸進地影響中國社會。在一個有性別歧視主義的社會裡,中國的女權主義者需要有這種冷靜的樂觀態度,以便繼續同“直男癌”作鬥爭。